孝 高 点 滴

陈楠生 (孝感高中84届校友)

孝高生活

       记得在1981年9月踏进孝高校园时新教学楼刚刚启用，教室地板打磨得像明镜一样闪亮，与初中教室的洋灰地形成鲜明的对比，看着就让人舒心。我几乎立刻喜欢上孝高包括教学楼在内的一切：不大不小的校园，校园里的小池塘，宿舍后的田径场，当然还有一个个英气逼人的同学。同学们来自孝感地区各县，是各自学校的佼佼者。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陈健、田文、和韦宇慧，大概因为当时我需要仰视才看见他们。近年来回国较多，经常有机会见到田文，还是那样的有气度和友好，永远面带微笑。在几天前回温哥华前的聚会上得知她最近荣升为正教授，恭喜她！孝高坐落在孝感市区美丽的后湖畔。站在教学楼的顶楼阳台便可眺望烟雨中后湖的细浪，让人心旷神怡。而最让我兴奋的却是第一次可以住校了：有了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床，蚊帐，脸盆，和饭碗！现在想起来觉得可笑，但在当时，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七个同学一间宿舍，六点多起床，在班主任陈材信老师的带领下跑步，早饭，上课，午餐，再上课，晚餐，晚自习，十点多睡觉，熄灯后还可以聊天，这一切真是都太好了！不料好景不长，兴奋过后，我开始不可救药地想家，终日魂不守舍。甚至连就在眼前的国庆假期也等不得了。我至今都很感谢孝高的老师和领导，他们读懂了新生的心情，想出一系列的活动帮助我们缓解想家之苦。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学校组织我们学习唱歌，那些歌虽然很老，却是我一生都喜欢的歌。我学会了唱"解放区的天＂、＂毕业歌＂、＂卖报歌＂、＂松花江上＂、以及＂长征组歌＂。教我们唱歌的是多才多艺总是满脸笑容的黎永炎老师（谢谢远在新西兰的李庆的提醒）。通过这些歌，我还了解了作词作曲家田汉，冼星海等人的传奇生平。虽然这些努力不能根治但缓解了我们的想家之苦。在我的心目中，孝高的老师不仅个个能力过人，而且绝对地尽职尽责。他们不仅用他们的智慧教育了我们，而且用他们的行动感动了我。班主任陈老师为每个学生每天煮鸡蛋补充营养，数学万老师手术后带着虚弱的身体坚持上课，政治老师王益山带领我们吃力地学说普通话，等等这些都让我一生难忘。良好的生源，负责尽职的老师，美丽的校园，能结不出好果子吗？后湖畔的孝高校园据说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它将永远矗立在我的心里。

 孝高缘

       考上孝高对我来说是个意外，与孝高结缘更是我一辈子的福气。虽然毕业后的30年间都没有机会访问孝高，但是孝高一直以不同方式存在于我的生活中，与我相伴，给我温暖和力量。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毕业时，遇上89学运（我的专业是五年制，所以比大多数同学晚一年毕业），与很多应届生一样，失去了考研究生的机会。幸运的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到复旦招推荐研究生。我得到了这个名额。第一年在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科院研究生院读基础课，边学习边考英语准备出国。不料很快听到文件说除非有侨属关系不能出国读书。这个消息对所有学生，包括我在内，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在郁闷之中，一天下午，一个孝高老同学詹红兵给我带来了欢乐。正在纳闷他是如何找到我的，他却告诉我是在研究生公寓楼里逐层找：每上一层楼便在走道喊我的名字。好在到第二层时碰上我的同学，不然他得一直叫到我住的五楼！与红兵联系上后，经常去他读研究生的北京大学，于是有机会见到杨武军和黄维安，有了他所写的未名湖狂欢塌冰落水的故事。红兵出国后再次与他相见是22年后的两年前。也是在北京，我们都已步入中年，他回国来中国地质大学讲课，我在清华大学做访问教授。我们与其他在北京的孝高同学吴建财，程云松，秦实全，于连成等吃饭，聊天，K歌，易如清还特意打来电话助威，仿佛又回到孝高岁月，欢乐无比。后来当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以后，一天在网上闲逛，竟然看到一个帖子：＂孝高毕业来自应城的陈楠生请与我联系，电话xxxxxx，田新轩。＂在地球的那边，有人还记得我，在关心我！我拨通了越洋长途，与新轩聊了很久。虽然内容已经全部忘记，每想起这件事，我都感到无比温暖。现在温哥华的孝高校友慢慢多了起来。我与杨敏在一个雪天相遇，我们两家因为孝高成了好朋友。后来迎来了李友国。他是华中农业大学的教授。他在我的实验室做了半年的访问教授。不久前又联系上了刘灯明，我们温哥华孝感同学会越来越壮大。

 逆水行舟

       詹红兵说我是我们班他知道的在孝高三年期间变化最大的学生。是不是最大我不知道，但是我承认我在孝高的三年变化的确很大。在克服了乡愁，慢慢适应了孝高的环境之后，突然看到了我与同学们的差距。差距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由于有差距，我对很多课程开始感觉到害怕。我害怕体育课，怕跑，怕跳，怕体操。我害怕语文课，不会说普通话，怕被点上读课文。我怕英语课，词汇量小，发音不准，也不识音标。由于有这些恐惧，我有点儿失落，却又不知如何克服。所以选择逃避，郁闷中晚自习时开始逃出去看电影，有时与同学一起去，找不到同学便自己一个人去。段红是我的同党之一。前些时去广州出差，段红特地从中山赶来相聚并盛情招待，感激不已！30年匆匆飞逝，在段红身上竟然没留下一点点痕迹，真为他高兴。当时的电影院没有很多银幕同时放映多部不同的影片，每次只放一个电影，并且一放就是几天。好几个电影，包括＂少林寺＂我都看了若干遍。一毛钱的电影，再加上一毛钱的香瓜子，可以让我暂时抛开恐惧和烦恼。光看电影显然不够让我忘却烦恼，于是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兴趣小组。我突然对素描课产生了激情，除了参加兴趣小组活动时画，晚自习时也画。一天晚自习时，陈老师把我叫到走廊的拐角，开门见山地对我说：＂画家是从四五岁开始培养的＂。我本想反驳说齐白石30以后才学艺，也画成了划时代的大师，但是止住了，因为我的确也不会成为一个画家。陈老师显然也知道了我翘课看电影的事，于是新账旧帐一起算，问我到底是否想读大学。被陈老师这次谈话点醒，我开始静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耐心地上好每一节课。体育课随着我个子长高慢慢有了起色。开始也怕政治课，但是王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学让我彻底弄清了回答政治题的套路。他把他的制胜法宝合盘传递给我们。对待较难对付的分析题，王老师要我们＂先概念，后原理，联系实际谈意义＂。有了这个法宝，再难的政治考试也就不怕了。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和生物课都还好，没有太大的问题。数学老师万尔暇除了尽职尽责，还极端热情地教导学生。他善于鼓励，也善于用激将法。有一天晚自习，万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题，过了一会儿回来收走答案。万老师再次回到教室时，他在黑板上写出了我的答案，并加注了＂陈楠生法＂。题目我完全不记得了，但是这件事对我鼓励很大，让我对数学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政治课和数学课有了起色，给我很大的鼓舞和信心，其他课目的成绩也慢慢跟上来。终于二年级的某一天，陈老师在班上委任了我卫生委员一职。我受宠若惊，高兴了好一阵子。后来又被吴传秉老师任命为生物课代表。这一任命竟然确立了我这一辈子的学术方向。从大学，研究生，博士，博士后，到当加拿大大学的教授，虽然具体方向有些改变，生物学这个大方向一直没有改变。

 疯长的个子

       我儿子今年读高一，近一米八的个子。我告诉他，爸爸读高一时身高只有一米四几，他怎么都不相信。其实我自己现在想想也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在孝高上学时，每天早晨有体操。记得每个班两条队，站在前面的是女生，然后是男生，根据身高由低向高排列。我记得高一时我总是站在男生队的第一排，有幸直接站在女生队伍的后面。到了高二，慢慢感到我进孝高时母亲专门找裁缝做的新衣服越来越紧，难道衣服都缩水了吗？有一天物理老师胡维智走过我身边，端着刚刚从食堂打回的饭菜，带着他特征的笑容用音乐般语调对我说：＂陈楠生，你是不是吃化肥了？长得好快哟！＂。胡老师在叫我的名字时总是把名字的第三个字拖得很长。到高二结束时，我在早操队伍中的位置已经从男生第一位逐步挪到了差不多最后一位。现在想来，我的个子长高应该得益于孝高有规律的生活，充分的锻炼，以及不错的伙食。在孝高迅速窜高的远远不止我一个。在回温哥华前夕与在北京的孝高同学聚餐时黄启文也神采飞扬地说描述他的从（队伍）头到尾转化的故事。说起伙食，不得不提及每周一次的大肉包。对大肉包喜爱显然不只我一个人，而是几乎所有人，以至于每次老同学见面时，往往别的不说，先从大肉包聊起。有趣的是，由于我的身高变化范围的巨大，有些同学只记得站在第一排的我，另一些同学则只记得站在后排的我，以至聚会时有相当的时间花在辩论我的身高上。高一时，我最怕体育。只要体育老师文德星说：＂下一节课测验1500米＂，我的腿便开始晃动，一直持续到测验结束后好几天才能缓过劲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同学秦实全能够一口气跑3000米。不仅如此，他在3000米结束时还在继续，据说是数错了圈数！由于个子长高了，我的身体也慢慢强壮了一些。到高二结束时，我的体育也可以勉强达标了。因此我也荣幸地在孝高首次获得＂三好学生＂的称号。

 迟钝的情商

       现在的中国社会时髦谈情商。虽然我在孝高时个子窜高了不少，情商的发育显然迟钝。前几天秦宏在他的孝高回忆文章中记述了他在高中时期的浪漫故事，引起了潮水般的共鸣。其中詹红兵的反应尤为强烈，显然也有hold不住的不一般的故事，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在武汉的孝高同学为我举行的饯行晚餐上，经过一番探讨，春凤提议应该为红兵创造一个机会让他分享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这个＂重头戏＂让我们对夏天的同学聚会产生了别样的期待！王涤浊同学甚至投入了无以言表的热情和职业律师的手段展开了考证，结果发现有51位同窗有追女生的光荣历史：原来孝高的日子也曾如此精彩。这个数据多少有些让人震惊，但是考虑到秦宏的自白，红兵的烦恼，还有杨敏给我讲过的一段故事，我选择相信，但同时又纳闷：我当时干嘛去了？我岂不成了另类？孝高三年的日子我融入了很多种感情，寻找了半天，浪漫却不在其中。还是等着分享同学的故事吧！

 2014年4月22日于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