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学英语，不得不提一下当时流行的电视教学片《follow me》。这是一部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的练习英语听力的电视短片。我记得学校每星期组织我们到教学楼四楼观看。我不知道其他学生喜不喜欢这部电视教学片，反正我是不太喜欢。只记得里面有几个身体不太灵活的青年讲着慢慢的伦敦腔，做作地表演， 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更谈不上提高英语口语和听力。 唯一记得最清楚的一句是见面打招呼时要说“How do you do！”。后来刚到美国留学时也是见人就说：“How do you do！”， 结果老美很迷茫地看着我， 好像我是从远古来的恐龙。后来有位好心的老留学生告诉我说， 在美国一般是说：”How are you”来打招呼，只有一些年纪很大的绅士们才会说“How do you do”。从此以后， 就连这一句唯一记得的从《follow me》里学来的口语也被我抛弃了。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 中国式的英语教学实在是有太多弊端需要改革。

        说起在教学楼四楼看电视的事，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看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1981-1984年中国体育界最大的新闻应该算是中国女排在袁伟民教练的指导下夺得三连冠。也由此掀起了全国上下的排球热。中国女排的那种拼搏精神很及时地反应在当时看的《排球女将》里。而剧中的女主角小鹿纯子（演员叫荒木由美子）也自然成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明星而受到热烈地追捧。我不知道别的学生是否和我一样，反正我是小鹿纯子的铁杆粉丝。我甚至由此变得欣赏喜欢那种勇敢，大胆，健康，不施粉黛，带有一点男孩子气质的女生， 也希望自已的女朋友（或以后的太太）是那样的人，而对那种林黛玉似的弱不禁风般的美女没有什么感觉。

        说起排球，我记得当时我们常开展各班之间的排球比赛。我们班的排球队有邱红光， 陈健，言益民，李志杰，高雁等。邱红光好像是二传手， 李志杰和陈健喜欢扣球。排球比赛的结果早不记得了。但我对足球比赛的场景还记忆尤深。 我们班的足球比赛主要由陈健，高雁，和孙守清这个铁三角组成。 陈健当之无愧是其中的领袖和灵魂， 其地位不亚于阿根廷队的马拉多拉和英国队的贝克汉姆。陈健是我们班乃至全校有名的体育明星。他那两条粗壮的大腿几乎有水桶粗，不踢足球绝对可惜。陈健身材健壮， 相貌堂堂。他的脸型很像70年代红遍港台的爱情片小生邓光荣。邓在港台影视界有“大哥”的称号，据说是因为他为人豪侠仗义。无独有偶的是陈健在我们班也有大哥一般的地位。他很豪气，胆子也大， 愿意帮助人。前面提到他将他父亲从外地带回来的方便面和同寝室的同学分享， 让我和其它同学第一次见识了这个新鲜事物。另外再谈一件在当时算是很出格的事。我记得有一天陈健从家里带回宿舍一个收录两放机（当时叫“三洋”），里面放出很柔和的女生独唱歌曲，很好听。我们问他这是谁， 他说唱歌的叫“邓丽君”， 是一名台湾歌手。 我们听后吓了一跳，因为常在报纸上和广播里看到批判邓丽君， 说她是港台靡靡之音的魁首，她的歌曲是消磨人的斗志的精神鸦片， 等等。感觉偷听邓丽君的歌和收听敌台差不多。不过我听完邓丽君的歌后， 觉得很美，没有觉得是在消磨人的斗志等。其实在这时， 我已开始怀疑一些教条式的教育而渐渐独立思考一些问题。陈健1984年考上武汉体育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武汉大学教书。 他后来辞职下海做过不少生意。1999年我回孝高时很高兴见到他。他一定要请我在他开的餐馆吃晚饭（当时参加的还有另外一个同班同学李有光和三班的汪军红）。我记得那顿饭相当丰盛，我被他的热情和豪气深深感动。最近几年回国都没有再见到陈健。听说他到广东去了。足球铁三角的另一位高雁长得没有陈健那样健硕，但是相当灵活， 很有运动天赋。 每次看到他我就想起香港著名功夫明星， 成龙的师弟，元彪 （大概是看的电影太多了， 所以就老是想起电影里的人物来）。高雁脸型有点象元彪，动作灵活也像元彪。 更有趣的是元彪在电影中演了不少警察之类的角色，而高雁在现实生活中， 还真成了警察。他目前是孝感交通警察大队三支队的头。

         足球铁三角的最后那一位孙守清同时也是我高三时“同桌的你”。高中时代的同班， 同寝室，同桌应该是难忘的。可是不知为啥， 其它的同桌我都不记得了，只是记得同桌的孙守清。他家是孝感城关人。高三下学期时我和孙守清坐在教室右边第三排。他坐靠墙的位置，我坐靠走道的位置。孙守清为人朴实无华， 动手能力极强， 是做工程师的好料子。 他后来和吴业宏，段红一起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在孝感工作， 是孝感市少数几个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杰出工程师之一。在高中毕业多年以后听到高晓松作词作曲老狼演唱的那首《同桌的你》我就纳闷：为啥别人的同桌是长发飘飘的美女，我的同桌却是个大老爷们。看来写歌的人以前绝对不是理科班的， 至少不是重点高中理科班出来的。因为在我们班，硕果仅存的几个女生还被老师安排坐在一起， 到哪里去找那长发飘飘的“同桌的你？” 看来陈老师是存心不让男生以后有追问“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的机会。孙守清比较爱干净，是我的卫生监督员。每天他一坐下就先闻闻我衣服上的味道。一旦发现有点异味，他就告诉我：“詹红兵，你该洗澡了， 衣服都馊了！” 以至于后来我洗不洗澡都是孙守清说了算。我还有一件糗事被孙守清和向望清一直笑到如今。 当时陈老师要求我们大家每天写日记，而且写的日记还要大家交换检查。我不愿意写日记，常常敷衍塞责。有一天孙守清和向望清看到我的日记本上写着“星期八，晴天”，大笑不止，说：还是你厉害，把日历都改了。最近几年回国时不时会在孝感见到孙守清和向望清， 一起去K歌时才发现他们俩的歌也唱得很好。

        说起足球和体育， 我就不由得想起当时学校每年举办一次的体育运动会。当时我的短跑成绩还可以， 就参加了100米的比赛。高一的那场比赛印象很深。因为完全没有经过系统训练， 所以全凭天生的爆发力跑。记得当时第一次穿带钉的跑鞋比赛（跑鞋还是向文科班借的），感觉轻快极了。我的成绩是12秒3， 排第二名， 三班的汪军红（校田径队的）跑出11秒5， 排第一名， 我记得我右边一道是4班的李建华， 他跑了第三名。 其实当时我很想系统训练一下， 也许短跑成绩还可以提高一点。 但在当时高考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下，只得作罢。 很不幸的是在高二的一次短跑测试时， 因为没有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 我将大腿肌肉严重拉伤。 当时因为缺乏医学保健知识，没有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耽误了治疗和恢复，肌肉拉伤只到10多年后才渐渐恢复过来。 但是对体育的爱好没有因为这件事改变。肌肉拉伤后我不能再搞爆发力之类的运动， 我就改成耐力型的运动。在中科大上大学时，我曾和几个同学一天之内骑自行车从安徽合肥到江苏南京。在南京旅游2天后， 又在第四天一天之内骑自行车从南京返回合肥。到美国后， 我体育运动搞得更加起劲， 学会了滑雪， 游泳，潜水， 和长途远足。 在美国我常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天之内远足50公里，有点像部队拉练。其实很小的时候看戏时，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所崇尚的读书人都是那种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为什么有知识的同时好像就不能有很好的体能。 在我看来，这两者一个是精神， 一个是肉体，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除了上面提到的足球铁三角外， 我们班当时另一位耀眼的体育明星就是秦实权。秦实权来自于汉川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性格憨厚，话语不多， 但为人诚恳，极能吃苦耐劳。秦实权有着惊人的耐力， 是84届孝高最好的1万米和5000米长跑运动员。 在这几个项目， 他的实力在湖北省高中生中也是前几名。不过，有一次在他身上发生了比我大腿肌肉拉伤还要严重得多的事故， 几乎终结了他的运动生涯。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当时秦实权在另一个地区参加全省中学生运动会5000米比赛。在比赛中因为运动员们身体靠得太近， 有一个运动员的跑鞋底部的铁钉在摆动过程中不留神在秦实权的腿上划了深深的一道口子。 当时因为正在激烈地比赛。 大家都没有留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其实他当时应该马上脱离比赛进行包扎），等到后来， 他竟然晕倒在运动场上。这次事故给他的身体造成了损伤，同时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有段时间他甚至打算放弃考大学了。后来在陈老师的亲切关心和直接帮助下，秦实权顺利地考上了一所军事院校。毕业后在葫芦岛海军装备基地工作，一直晋升到上校军衔（正团级）。前不久刚从部队退役，现在北京做生意。 我2012年在北京意外见到他时， 谈起当年在孝高的事， 他百感交集， 同时也表达了对陈老师无限的感激之情。他说陈老师在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候给了他最需要的帮助， 直接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讲完言语不多的秦实权， 我就想起另一个相反的例子， 那就是陈亚雄。当时课间休息的10分钟是难能可贵的放风时间。这时候我们一班的男生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下到楼下的池塘边（这个池塘后来填了做房子），听陈亚雄讲时事政治。 陈亚雄个子较高，上嘴唇稍有点突，说话极幽默， 而且博古通今，口才极好。他性格豁达，为人重义气，跟大家都合得来。 他原本应该是82届的， 后来因为生病休学了一段时间， 就和我们同班了。陈亚雄最大的特点就是，别人讲起来单调乏味的事， 到他那里就能变成引人发笑的话题。他尤其喜欢评论时事。前面讲到的欧阳南宁是喜欢看时事， 但并不擅长分享他所知道的。陈亚雄是很会和大家分享他知道的事，而且很会调动谈话气氛。我有限的一点时事政治知识大都是从陈亚雄和欧阳南宁那里获取的。陈亚雄后来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现在叫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进入银行界，做到相当高的位置。我们全家1999年回国时在上海受到他的热情接待，被他安排住在湖南省驻上海办事处的《三湘大厦》。每当想起《三湘大厦》里品种繁多的极有湖南风味的早餐，我就要流口水。后来他还亲自开车送我去杭州。陈亚雄后来不久就移民加拿大。10多年前还在美国德克萨斯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们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再后来他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了。

        除了陈亚雄是当时我印像中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外， 我们班另外一个很有特点的人应该是陈楠生。陈楠生长相清秀，温文儒雅，很有学者气质。我记得陈楠生刚上孝高时个子很小，不引人注意，刚开始时陈楠生可能有点不适应高中的学习生活， 学习成绩不理想。 但是到了高中二年级后， 他的成绩上升极快， 很快成了班上前几名。陈楠生应该是我们班在高中三年变化最大的学生，他不仅成绩上升速度最快， 而且后来个子长得也最快。 很快成了班上几个高个子之一，和原来就很高的陈运海，严裕祥差不多（陈运海是瘦高型而严裕祥是壮高型）。陈楠生84年和汪长学， 言益民一样，考上复旦大学。 后来到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所读研究生。我1990年在北大物理系读研究生时，他正好在位于北京玉泉路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现在叫中国科学院大学）上基础课。当时我们常在一起聚会。1989年的元旦我们几个在北京的孝高84届同学在北京大学我那里聚会时，一起去到已经结冰的北大未名湖上以狂欢的形式庆祝新年钟声的敲响。当时由于人多， 再加上大家又唱又跳，竟然将湖面冰层踩破， 许多人都掉入湖中。 我和陈楠生也掉下去了。当时气温可能有零下好几度，我们都穿着棉大衣， 掉入湖中时棉大衣一进水， 根本脱不下来。 我想这下完了。慌乱之中，脚往下一探，发现能够着湖底， 这才放心了。 原来未名湖是人工开挖的， 湖水很浅。我们好不容易爬上来后， 就赶紧往我所住的北大46号楼跑。等到了宿舍时才发现头发上的水已经结成硬邦邦的冰了。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迎来了1990年。陈楠生后来到美国著名的冷泉研究所研究生物，2006年应聘到加拿大著名的Simon Fraser 大学任该校的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教授，在他所在的领域做出了显赫的贡献。2012年我和陈楠生在北京分别20多年后再次见面。 他当时在清华大学讲学和做合作研究。他还是一如从前的真诚和随和，只是科学家的气质已经很浓厚了。

        和陈楠生一样生物学得特别好的另一个同学是李友国。他也是从位于黄陂李集的黄陂二中考来的。李友国个子比较瘦，尤其是脸较瘦。他很喜欢笑， 平时说话都是带着笑容。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见过李友国严肃起来的样子。他的特点是说话时常常伴随着生动的身体语言和手势。我估计他如果当教授， 他的课一定受学生的欢迎。 果然他后来成为了华中农业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李友国为人非常厚道和热情，有着我很熟悉的黄陂农村青年的憨厚。我记得高中时代和李有国有关的一件重大事件是有一年的夏天湖北农村里流行一种传染病叫“钩端螺旋体病”。这是一种人畜共通传染病，可在各种野生动物上找到。当时在湖北闹得人心惶惶。我记得那时李友国正好有些发烧， 马上被怀疑为染上这种病，被送到孝感市医院诊治。 后来好像只是一般性的发烧， 不是什么钩端螺旋体病。 这时大家才为他松了一口气。李友国1984年考上武汉大学生物系。我在1987年夏天放暑假时还去过武汉大学找过他一次，就住在他那位于珞珈山上的宿舍里。大学毕业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只是知道他后来成了华中农业大学著名的生物学教授，并常常出国到加拿大访问。他和陈楠生是同行， 所以也成了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如果说陈楠生是我在高中毕业前见过的变化最大的同学， 那么易如青（我称他为“老易”）就是我在高中毕业后见过的变化最大的同班同学。易如青是云梦人，和前面提到的欧阳南宁是老乡。老易在高中时多病，肺部感染过， 常常咳嗽，给人的感觉是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其实都是被病给折磨的。我后来了解他以后才发现， 他压根就不是内向的人。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看书的速度极快。不管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还是厚厚的专业书和课本， 到他手里， 一般不超过2,3天就搞定， 而且还能深刻理解其中的内容。我猜他这种超常的看书速度可能和他长期生病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只有别人学习的几分之一的时间来学习（其它时间都在生病），所以练就了相当高效的学习方式。老易当时在教室坐的位置离我不远，所以我有幸亲眼目睹了他近似于光速的看书方式。1984年老易考上同济大学物理系， 和我算是同行。1987年我还在中国科大读书时， 他从上海到合肥来看我，我苦于囊中羞涩，只有在学生食堂招待这位远方来的同学。说起来， 老易是我在合肥招待过的唯一一位高中同班同学。那次我和老易在一起生活了几天，也大大惊讶于他的变化。 因为他再也不是高中时那个沉默寡言的学生， 变得能言善辩，说话滔滔不绝，充满理想。老易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北荆门，后来考上了北京轻工业学院（现在叫北京工商大学）的研究生。1993年我从美国回国探亲时在北京见到他， 还一起到他们学院附近的玉渊潭去游泳。研究生毕业后， 他曾经也想过到美国留学， 但后来可能是在中国的事业发展得太好，就留在国内发展。在我看来，老易人生的真正高峰是在他研究生毕业以后。他是一个天资极高的人（否则也不可能看书看得如此之快！），而且相当地有商业嗅觉， 再加上他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的待人方式，老易很快在中国近20 年高速发展的改革大潮中找到发挥自己特长的地方：做实业！ 这些年， 老易做过不少大公司（很多是外资企业）在华公司的高级主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不仅在国内见过他很多次， 还在美国见过他N次（因为他常去美国出差）。我1996年定居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大学城时（College Station）,他1997年到德州的达拉斯出差，专程到访大学城。他是我在美国接待过的第一位从国内来的高中同班同学。当时欧阳南宁正好也在位于大学城的德州农工大学航空工程系读博士（我那时是这个大学的地质地球物理系的助理教授），我们三人于是在大学城度过了难忘的几天。那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老易已经脱胎换骨般地脱掉了高中时“东亚病夫”的形像，成为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这可能和他在高中毕业后养成的长期锻炼的习惯有关。大约在2001年回北京时， 程云松， 杨武军和我还到过易如清位于北京郊区的家里， 搞了一次彻夜长谈。 第二天还兴致勃勃地到他家附近的一个网球俱乐部打球。老易后来不仅打网球，也打高尔夫。大约3年前的圣诞节前的两个星期， 我在美国旧金山开会时又意外遇到正好到南美洲出差路过旧金山的老易，我们又一起在旧金山做了一次大半天的远足， 游览了渔人码头，金门大桥等地方。我还记得我们一起登上金门大桥旁边的山顶时， 老易还大发了一番感慨。大概是说中国的环境什么时候可以搞得像美国这样美该多好。是啊，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期盼的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远离雾霾， 远离有毒食物，假药， 和一切假的东西呢？我真高兴有老易这样的同窗好友！

        在高中三年中， 班级曾经有过一次较大的调整。我们刚上孝高时是4个理科班加1个文科班。 后来到了高二时， 大概是有不少理科班的同学转到文科班后， 理科班就由原来的4个变成后来的3个。原有的理科2班打散均分在其它3个理科班。我记得分到我们班的有戴伯勇，吴建材，严裕祥， 李忠享， 胡德芳， 黄建中，李基础，李良红，余换新等同学。严裕祥到我们一班后就任班长。严裕祥个高体壮，往那一站， 就自有一份威严， 当班长很合适。胡德芳其实也是一块当领导的好材料，他五官轮廓清晰，绝对的帅哥。后来果不其然，成为武昌造船厂的副厂长。级别应该和杨武军有得一拼。在转到我们班的这些原二班同学中，我和戴伯勇和吴建材后来混得烂熟， 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两位身上都具备我最欣赏的一些个人魅力：行侠仗义，心胸开阔， 对生活充满热情。说白点， 是那种很会工作又很会享受生活的人， 和我很投缘。戴伯勇国字脸，喜欢留短发，他牙齿不太好，生活不拘小节，为人极为仗义。你刚和他见面可能并不会马上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遇到生人时好像有点紧张。 但是一旦和他混熟，他有一种很特殊的幽默感。常常能在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找到令人发笑的材料。他表面上看是一副嘻嘻哈哈毫不认真的样子，其实办事很踏实。他正式的工作是在武汉市交通管理干部学院当教授。但戴伯勇能量太大，智商很高，业余时间自己做生意，在商场上相当成功， 但又毫无商人的俗气。我记得1990年办理出国留学的手续时，因为当时受89民运的影响，办得相当艰难， 有一阵子甚至想放弃算了。当时和戴伯勇谈到我的苦恼时，他马上显现出他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雄本色。他说他哥哥在省教委当官，也许可以帮上忙。然后就带着我去找他哥哥， 忙上忙下。我从此也打心里敬佩这位古道热肠的同学和朋友。和戴伯勇一样，吴建材也是一个让我极为尊敬的朋友。吴建材的脸上象毛泽东一样， 下巴上有颗痣。他行动很干练，人很聪明。但这些都不是我欣赏他的主要原因。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永远以大集体为重， 经常是不惜牺牲小我。他从来不会让人觉得他自己多么多么优秀和重要， 和他在一起你不会体会到什么叫自傲自大，你能感觉到的只是他那海洋一般广阔的胸怀和浓浓的友情。其实他本人的事业也是相当成功的。他是中国船舶进出口公司的高层。 我估计航空母舰和核潜艇这类船舶交易他都可以搞定。不过因为事涉国家机密，一般我不问他工作上的细节。我每次回国如有时间，一定会和戴伯勇和吴建材见见面聊聊，而每次的聚会都是那样的愉快。感谢上苍让我有他们这样的同学和朋友。

        说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问，怎么说的都是大老爷们的事？难道这是一个和尚班？答案是：约等于和尚班。记得在上高一时我惊讶地发现，在54位同学里，只有6位女生，她们的芳名是：陈春凤，田文，庞明辉，叶小兰，韦宇惠，和余波。这里面只有陈春凤是从黄陂二中考来的，其它5位都是家在孝感城关的学生。这6位中的3位（陈春凤，叶小兰，和韦宇惠）先后转到文科班去了，只有田文，庞明辉和余波是以理科生考上大学的。 这样一个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可能在那个年代的重点中学是比较普遍的。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和当时中国农村里的重男轻女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在农村，很多人认为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有什么用。这种可悲同时也是很落后的封建思想造成我刚才说到的极不正常的男女生比例失调问题。这样的男女生比例会不会给正在青春期中的中学生造成不良的心理阴影，以致于影响了这些学生以后的人生，我不得而知。就让心理学家去探讨相关的学术问题吧。不过就我个人的观察，似乎影响不大。因为我们班的同学大都在以后的生活中，各自八显神通，找到了自己满意（或“近似满意”的）生活伴侣， 有了幸福的家庭。不过尽管如此， 我还是想说, 当时男女生的交往方面的教育， 的确有很大提高的空间。举个例子来说吧， 当时的男女同学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对话的机会。如果哪两个男女同学之间多说了几句话，那就极大地增加了他们被学校老师召见并被告知“高中生谈恋爱多么多么可怕”等等的几率。基于这样的大环境， 和大部分男同学一样， 我几乎很少有机会和班上这6朵金花有交谈的机会， 更不用说了解他们的人品和内心世界， 按理说我当时是班干部， 比一般男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女同学。 说起来好笑，对这些女同学的了解还是在毕业多年以后才渐渐增加。在此， 我仅仅就我当时有限的观察， 管中窥豹似的描述一下我印象中的6位女生。

        陈春凤在转到文科班之前是和我接触比较多的女生。陈春凤圆脸，短发，人非常朴素诚实， 有着我所熟悉的黄陂农村女孩的那种善良的性格。她常常脸带笑容，让人有一种自然的亲切感。陈春凤转到文科班后，就和我接触少很多。后来听说她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学习幼儿教育。以她的性格而论，这是个很对口的专业。她毕业后分配到武钢的一所学校教书。 再后来和他的先生一起创办实业，做得有声有色。我回国多次从陈材信老师那听说过她， 一直不得见面。 终于在2012年回武汉时见到陈春凤。尽管时隔近30年， 我见到她时丝毫没有陌生感。她依然是带着笑意讲话， 依然是那种亲切随和的待人接物的方式。她到我位于武汉古田三路的家里的时候，我的父母亲也都很喜欢她。在最近的两年里我在武汉时， 有不少孝高84届1班同学的聚会活动都是陈春凤张罗组织的。她俨然就是一位热心称职的组织部长，为她的高中“娘家”1班做了许多贡献。她也因此极受陈老师和同学们的尊重。

        田文是班上个子最高的女生， 身高应该可以PK班上的高个男生严裕祥， 陈运海。田文上高中时除了学习很好外，也是学校田径队的， 她好像专长于跳高和跳远。田文身材苗条健康，面容姣好， 是那种典型的健康型美女。 班上到底有哪些男生曾经喜欢或暗恋过她， 不得详细统计。田文字体娟秀，语文特别好，性格厚道，为人真诚， 因此陈老师也格外喜欢她。我印象中田文和庞明辉是班上学习最为认真刻苦的两个学生。每天午饭后， 大部分同学都回宿舍睡午觉去了，而田文和庞明辉常常是不睡午觉的，仍然回到教室学习。每当我睡完午觉回到教室时，常常看到田文和庞明辉在那里看书（他俩是同桌，坐在离我不远的前面座位）。田文后来考上了武汉测绘学院（现在的武汉大学）。她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公路学校（现在的湖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任教一直到现在。目前是该校最著名的道路与桥梁工程系的系主任，领导一个有70名教师（包括正副教授25名），2800名在校学生的大系。田文以她一贯的认真踏实的作风，在她的工作岗位上闪耀着她的光辉。

        除了和田文一样学习刻苦,作文写得很好以外，庞明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坚韧不拔的性格和追求完美的精神。据她后来告诉我， 她一直不满意她当时在班上的学习成绩排名，所以才那样刻苦。在我的印象中，庞明辉走路的速度很快，好像是在赶时间。她埋头学习的样子是我最熟悉的。高中时没有和她讲过几句话，等后来慢慢和她熟悉后发现她的身上体现了我们所能想到的中国女性的所有美德：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低调内敛的东方女性的含蓄，对子女，家人和朋友无微不至的爱心，对社会上一切丑恶现象的痛恨，和追求女性自我独立的意识等。庞明辉后来考上了华中理工学院（现在的华中理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武汉重型机械厂。在哪里她很快就显现出了她出类拔萃的专业水准。可是正当她准备在工作岗位上大显风采时，中国的国营企业， 尤其是大型机械行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革。这些改革从长远的国家战略上考虑也许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逆转。 但是对于身陷其中的个体来说，改革过程中的各种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行为大大伤害了那些奉公守法的人，而造福了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像很多她的同事一样，庞明辉也面临着工厂被拍卖， 工人被迫下岗和再就业的困难。在中国职场上， 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后再就业就很困难。在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行业转型的挑战时，庞明辉仍然以她倔强的性格和对自己的高度自信，坚定地走她的人生之路， 迎来雨后初霁时耀眼的彩虹。最近几年我回国时见过庞明辉好几次。同学们一起去K歌时我才发现她的歌唱得相当有水平。尤其是她唱的那首《传奇》，声情并茂。

        叶小兰当时给我的印像是一个性格单纯， 心地善良的女生。我记得她老是留着两条羊角辫，一副文文静静的样子。她那个样子一看就是一个当老师的好苗子。 她后来还真成了一位中学老师。值得一提的是她也是前面提到的政治老师王益山的二儿子王求是的太太，成就了一段不多见的孝高同学喜结良缘的佳话。2013年夏天我在孝感参加1班同学小型聚会时见到叶小兰，才发现她多才多艺的一面。和庞明辉一样，叶小兰很有艺术细胞。 她唱的黄梅戏《天仙配》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和前面四位女生比起来，韦宇惠在我心中永远是个解不开的迷。韦宇惠面貌娟秀，身材很好， 留着像电影《杜鹃山》里党代表柯湘一样的发型， 是一位美女。她在教室里很少讲话，脸上带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只是知道她的文章写得很好，其它一概不知。她坐在教室前排靠窗户的地方，一般都是静静地看书， 偶尔会做一做眼保健操。她做眼保健操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非常标准，而且很优雅。不像我们男生大部分敷衍塞责。她时而看着窗外，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其神态应该就是不少小说里描写的文艺女青年的样子。当时，我常常在心里想：“这个女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她心里有什么样的忧愁？”。有时我有一种想走过去和她打招呼的冲动，想和她聊聊天，甚至想帮她排解一下她那迷一样未知的忧伤，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心里想过而没有付诸行动。因为，韦宇惠压根就不和男同学说话， 更谈不上有眼神的交流。她似乎是对外界关闭了心门而沉醉于她自己的那一片我所未知的天地。每当想到这位女同学， 我心里仍然有止不住的淡淡的伤痛。我感觉到这个女生不快乐而我又无能为力，尽管我很想帮助她。她后来转到文科班后就更没有联系， 后来听说她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好像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此就没有音讯。 我衷心地祝愿她生活得幸福快乐。

        和韦宇惠比起来， 我对余波更是知之甚少。我只知道她是孝感城关人， 后来考上四川大学。再往后的事我就一概不知了。

        84届一班的同学，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做事低调，含而不露。这里许多人就像武侠小说里身怀绝技的高手一样，不轻易出手。但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绝不优柔寡断。如果说要我找出一个最能代表一班特点的人来的话， 我会推荐吴桥兵。吴桥兵是那种最不显山露水， 但又胸有丘壑的人。他是从汉川考到孝高的。人高且瘦。颧骨突出。他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长期的慢性胃病，消化不好。吴桥兵平时不苟言笑， 乍看起来好像不好接近。但其实他有着棉花一样柔和洁白的心地。他永远是那位在幕后勤劳忙碌， 而把荣誉和光环让给别人的人。我深刻了解他的这种特点是在毕业以后的多次同学聚会中发现的。吴桥兵不好花天酒地的娱乐，但很多的同学聚会或者其它的班级公益活动他都是积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他从来不会给大家显示他做了多少多少事。有不少次的聚会， 当他有事需要提前离开时，他常是去将单买了才走。他也不习惯听别人的夸奖。如果是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多数时间是一位听众， 静静地听别人讲，时不时发表一些真知灼见。他的话不多，但往往切中要害，使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思想。吴桥兵和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高中老师都记不住他的名字， 不管他告诉他们多少次都不管用。这可能就是他低调做事的一个例证。

        在考完高考填完志愿后的几天，我是极其伤感的。当时不记得为什么，我离校时间较晚。 紧张的学习结束了，松弛下来的神经处于一种近似于真空的状态，每天好像生活在一种迷糊混沌的世界里。在离校的那几天晚上，我没有睡在寝室里， 而是和几个还没有离校的同学在后面的操场上铺一块草席，看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当时和我一起躺在操场上还有余换新。我们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谈将来，谈过去。余换新是个天生的乐天派，性格开朗，永远都是一副开玩笑的样子。他以前是老二班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头脑很聪明，做事有大将风度，极有组织才能。他也是从黄陂二中考到孝高的。他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忧愁，永远是笑傲江湖。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酒窝。我最近几年见到他时，他脸上的酒窝依然是那么灿烂。当时睡在草席上和余换新聊过什么早不记得了，但我只记得我们说20年后我们一定要回到这里再相聚。当时想：20年？多么遥远的未来？多少的人生故事要发生？现在再看,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到了2014年,而我们高中毕业已经30年了。余换新后来也和陈亚雄一样，考上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很快进入外资在华企业，现任职于西门子公司，事业做得非常成功。

        在孝高， 除了和同班同学接下了很深的友谊之外， 我和几个外班同学因为各种机缘也建立了弥久不衰的缘分。这里只谈3位代表。他们分别是在孝高时就很熟的王勇，在到中科大后变熟的熊世明和到北大后熟识的黄维安。这三位英雄好汉以他们各自的性格影响过我， 不得不简述一下。王勇在我刚上孝高时是我的偶像，我是他的粉丝。他当时是以530分的成绩名列全地区第一名。他家住孝感地区医院（和当时84届文科班的另两位美女李庆和彭欣住在一个大院里），他的初中就是在孝高读的。王勇是孝高唯一一位全国三好学生。在我刚认识他时，觉得他是一个身体很健壮，相貌脱俗，皮肤白里透红的帅哥。他不仅学习很好， 体育也很棒， 专长于中长跑。400米和800米在孝高首出一指。我和王勇真正变得很熟是在高二下学期的事。 当时我是校团委副书记， 他是学生会主席。 每个星期一早上由我们两个负责爬到教学大楼的顶层升国旗。和他熟悉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有着一颗极为善良的心。但同时我也发现和每一个普通学生一样，王勇有他的烦恼。他有着比一般同学还要不幸的家庭，而这些给他的人生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们成为好友，我亲自见证了他人生中的悲欢喜乐，以及他摆脱心灵的魔障， 重获平安喜乐的过程。王勇后来考上武汉大学外语系， 和84届文科班的李庆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他到外贸部们工作，现在武昌的烽火集团工作。每年我回到武汉， 我们都要约着去K歌（一起K歌的往往还有原文科班的王锋，胡卫红，刘艳萍，和李兵），聊天聚餐。几乎年年如此。

        熊世明是当时理科三班的。在孝高时我和他不熟， 但他的大名我早知道。熊世明当时是以英语，数学， 和化学而闻名于孝高。他是从孝感农村中学考上来的，身上有着极为淳朴的优秀品质。他个子高瘦，说话轻声细语， 很有耐心。他和我再加上考上少年班的关霞是1984年孝高上中科大的3名学生。熊世明进的是工程热物理系（13系），我进的是科大物理系（2系）。在科大的5年时间里， 我们虽然不住在一栋楼里，但因为同是来自孝高的原因，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有时他买了一个西瓜，也要找到我， 然后一人一半分吃。我有什么， 也经常找他一起分享。当时在科大印象最深的是每年过大节（象元旦）时， 在中科大的各届孝高校友常常聚在一起，几瓶啤酒， 几盘学校加餐时买的小菜， 就能在一起喝得天昏地暗。当时觉得人生幸福二字， 可能就是这样。当时我们的聚会和现在的农民工在一天劳累后在昏暗的窝棚里或路边的大排挡里几个工友农友一起痛饮一番，可能有点相似。其实“幸福”两字全在于心情和气氛，我觉得当时和熊世明还有其他孝高校友在科大的聚餐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破桌烂椅丝毫不影响我们的情绪。大学毕业以后，因为1989年学潮的原因，我们1989年毕业的中科大学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我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熊世明回到孝感。我1991年到美国后， 许多年后又联系上他。 当时很想帮他出国。但很不巧没有能帮他联系上全额奖学金， 只有录取通知。 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全额奖学金到美国来留学基本都被拒签。不像现在只要有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可以签证。很遗憾没能帮成他， 至今想起我心里都有一点可惜。熊世明是我见过的最为淳朴的朋友之一。他永远是那么古道热肠。他是一个天资极高的人。 他在孝感也凭他的本领闯出一片天下。 如今他在孝感湖北职业技术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做党务工作（党支部书记）。每次回国见到他，仍然会被他那浓浓的友情所感动。

        我和黄维安在孝高时完全不熟， 只是知道他学习很好。他在孝高给我的印象是不太讲话，走路也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样子。我1990年到北京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时， 住在北大靠近西门的46楼。正好黄维安1988年北大无线电系毕业后（他早我一年毕业），在北大心理学系读研究生， 也住46楼。我们因此而熟识。这时我才了解到真实的黄维安和我在孝高想象中的他完全不一样。他其实是一个相当幽默的人。他的那种慢条斯理的冷幽默有时能让人大笑不止。黄维安同时也是我见过的典型“愤青”之一。对很多社会现象有看似不合理其实很合理的独到看法。他同时也是一位早期的驴友。1990年我在北大读书时， 因为不久要出国，的确也没有好好念几天书， 倒是和黄维安去玩过不少地方。我们经常是在傍晚的时候骑上自行车一起去离北大不远的圆明园和颐和园玩。当时那两个公园在傍晚后就不收门票可以进去。 那时的游人也少。我至今仍然记得太阳快要从昆明湖边的西山坠下去时，满天彩霞映照着湖边的杨柳时的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那美丽的夕阳红能如此震撼我的心灵，让我有着一种颤抖的感觉。和黄维安在北京玩的最刺激也是最危险的一次是我们在1990年的春假一起到十渡野三坡的旅行。 那时十渡的旅游刚刚开始， 但野三坡的旅游还没有开发。我们两个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就出发了。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一路上省吃俭用，但玩得极为开心。在十渡玩完后， 我们又坐火车到了野三坡，住在一户农民家里。第二天我们一起去探一个原始森林。其实在现在看来， 当时这样做纯粹是瞎闹，完全不专业，也很危险。我们没有钱请向导，就一人带一点干粮和水就上路了。进到原始森林后不久就迷路了。我们在里面转了整整一天也找不到回来的路。那时天已经快黑了，我们只有打算在树林里过一夜， 第二天再找路。至于森林里有没有财狼和其它野兽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完全凭一腔无知的热血瞎闯瞎闹。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为找不着路发愁时，我们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铃铛声，是牧羊人在赶羊归家。 我们马上寻着那动人的铃铛声奔去， 同时大声喊叫说我们是迷路的学生。最后我们找到了哪位牧羊人，他不仅把我们带出了森林，而且亲自给我们指出了回家的路。至今想起这位牧羊人， 我都觉得万分感激。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美好就是因为有这样默默无闻的好心人。如果事情发生在人人防范的社会， 那个牧羊人也许会把我们两个当成拦路抢劫的歹徒也未可知，说不定在听到我们的呼救声还会跑得更快更远， 避之不及。要真是那样， 也许野三坡就成了我和黄维安同志的葬身之地。在野三坡经历了这样惊险的一幕后，我们的问题还没有完。回来后发现我们身上的钱已经不够买回北京的火车票了。在万般无奈之下，我们俩准备混上火车后逃票回京。我们俩毕竟是初犯， 干这事时的心理素质不够。好不容易混上火车后（野三坡是个很偏僻的小站， 混上火车比较容易），不久就碰上列车员查票。黄维安到现在都没有告诉我他是如何逃过查票的。我的运气很差，被逮个正着。列车员要罚钱，我告诉他我连买票的钱都没有，罚钱就更没有了。我只有一张学生证，证明我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没有带够钱就出来，的确是我的不对，回北京后马上将票补上。就这样我在北京火车站被带到车站值班室接受进一步的问话。就在这时候我才发现黄维安站在值班室外的玻璃窗户边，瞪大两只眼睛看里面是怎么一回事。他大概在想怎么搭救我出去。很有意思的是当审问我的那个40多岁的大嫂听说我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刚开始不信， 后来拿着我的研究生证看了许久， 大概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后， 脸色渐渐缓和下来。到后来也不问我是怎样逃票的， 而是问我在北大学什么专业， 将来想干啥，北大的学习生活怎样，等等。到了后来简直就像朋友和长辈一样亲切。 我猜当时的假证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要是现在，不要说北大的研究生证， 就是哈佛大学的教授证北京都能随便弄一个， 那样的话我那个证件估计就不管用了。还有，那时的老百姓对北大还是有一种崇拜的心理，一听说是北大的学生， 心里已经有了几分好感。到了后来， 她不仅没有罚钱， 还问我回北大的公交车钱有没有，我说我有。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打心里感谢这位素不相识的大嫂。而这也让我看到我们中国的绝大部分老百姓是多么的善良。这种洋溢于普通人身上的美德常常能感动我。这次旅行是我和黄维安在中国最令人难忘的一次冒险。从那以后， 我变得成熟起来， 虽然仍然喜欢探险， 但绝对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再也不会盲目瞎干了。我和黄维安先后到了美国。在美国见过很多次。1994年我还在内华达大学读书时， 他和他太太（小宋），我和我太太，还有在北大读研究生认识的同学尹忠兵相约在美国黄石公园野营了一个星期，十分愉快。十几年前他还在华盛顿DC工作时， 我去那出差， 我们还一起去过华盛顿傍边的一个国家公园远足。最近几年他在南加州，我在德州，很少有机会一起出去探险。希望将来还能有机会和老黄去远足和登山。

        零零散散写到这里， 该总结一下了。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以上所写纯凭我的个人回忆， 所以一定是挂一漏十，有许多的人和事不能详述。 这一方面是由于篇幅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同学毕业后就失去联系， 我无从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 其实， 的确有不少同学在高中时并不是十分熟悉， 相反是毕业以后， 因缘际会，变成好友。其实班上的53位同学就相当于53本不同的书，每个人一定都有他们独特的人生故事可以感动大家。对于那些我没有在本文中提到的同学，请原谅我的无知，也希望其他同学集思广益，写出你们的感想和故事。 只有这样，84届1班的群像才会更加丰满生动。如果我的这篇回忆能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效果，那将是我最感欣慰的事， 也是献给陈老师最好的礼物！

        人性化的陈老师在无形之中影响着84届1班的许多同学，以至于多年以后84届1班同学聚会时才无意中发现我们许多同学都有一些共同特点：1）内心自信， 但不好张扬；2）脚踏实地，但并不迂腐；3）力求卓越，但不追名逐利；4）热情助人， 但不求回报。回想起这种种品质，哪一个没有陈老师的踪影？ 我不能说所有这些都是陈老师的功劳， 但不可否认的是： 陈老师低调踏实的做事方式， 的确如春风化雨一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 让我们得以在一个相对健康的环境之下成长。这样的教育家是多么的朴实无华，多么的宝贵啊！

        高中三年在人生长河里只是一抹惊鸿。每个人对于那段青葱岁月的感受和回忆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和我一样，有着难忘的回忆，有的人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苦涩经历。这些既甜蜜又苦涩的经历有如七彩的画笔，调出生活的绚丽多姿。高中三年是人一生中最不确定， 最无自信， 可塑性也最大的阶段。 我觉得幸运的是我们遇到一位富于包容心的好班主任陈材信老师。他细心地呵护着我们脆弱的心灵，让我们能在相对安全和温暖的环境下变得成熟和坚强去面对成人世界里的各种挑战。陈材信老师让我们学会了以一种慈悲的胸怀去爱和关心别人。 他让我们知道了低调的人生可以一样地绚丽多彩，可以一样地“于无声处响惊雷”。我在此愿将这篇文章献给这位看似平凡其实伟大的老师，献给那些同窗三年可爱可敬的孝感高中1984届1班的全体同学。

                                                                                       2014年2月4号写完草稿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德州农工大学办公室。

                                                                                      2014年2月6号修改稿（由陈老师，陈春凤，田文，熊世明斧正）

                                                                                     联系方式：zhan@geos.tamu.edu, 微信：hongbin-TA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