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精神”与“教育家”之间有不可分离的内在逻辑与表里关系。弘扬教育家精神，不能只见精神不见人，也不能推崇缺乏教育家精神的标签教育家。唯有切实做到“见人、见事、见精神”，方能构建教育家精神与教育家相互滋养、共同升腾的良好教育生态。

教育家是教育实践的深耕者与引领者。从不同维度可划分为“实践型”与“思想型”，包含教育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等多种形态。古今中外，代有才人。

然而，现实中一个突出矛盾是：一方面弘扬“教育家精神”成为共识，“教育家办学”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许多成就斐然的校长、名师、学者因对“教育家”称号的过度景仰或谦逊谨慎，不敢坦然接受“教育家”称号。这种“名实分离”的现象，其根源在于传统社会对“教育家”认知的神圣化、神秘化和单一化，习惯将其等同于孔子、孟子、陶行知、蔡元培等历史丰碑。这导致广大优秀教育工作者虽心怀理想、践行精神，却缺乏应有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肯定，无形中阻碍了教育家精神的弘扬与践行。

作为一名从教40余年的教育工作者，我对此体会良多。尽管曾获“中国最具魅力校长”“襄派教育家”等称号；提出了“以人为本，普遍激励”“学生至上、教师至上、规则至上、质量至上”等办学理念；倡导中学班级德育“导师制”；在襄阳四中的跨越发展和襄阳四中、五中“竞合、同辉”等工作中大胆探索并取得实效；在孝感高中3年听课1000多节，教学质量快速提升……但我始终不敢以教育家自居，每当有人称我为教育家时，我总是说自己是“襄派教育家”“小教育家”。

对教育家本质的理解、重视和敬畏是应该的，但教育家不必“盖棺定论”，而应在日常教育实践中持续精进；不必追求“全国知名”，而应在具体教育场域中创造实实在在的育人成就；教育人应勇于承担教育家使命，践行教育家精神，展现教育家担当。

破解“名实分离”困局，关键在于对“教育家”进行实事求是的分层定位，拓宽其时代内涵。我曾在相关文章中尝试将其划分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教育家，如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苏霍姆林斯基、杜威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著名教育家，如陶行知、蔡元培、于漪等；扎根区域一线的本土教育家，如“浙派教育家”“荆楚教育名家”“襄派教育家”等。这种分层并非降低标准，而是基于贡献大小、影响范围的客观评价。其核心标准始终如一：热爱教育、懂得教育、长期扎根一线、创造显著教育业绩、形成积极的教育导向。让那些符合标准、在各自岗位上卓有建树的教育工作者自信地接受“教育家”称号，这既是对其贡献的尊重，更是对其持续前行的鞭策。

以“襄派教育家”为例，我们通过“襄派教育家成长工程”高级研修班，与北师大联合培养2000余名骨干教师，经第三方评审命名首批40位“襄派教育家”。其中，李静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张德兰成长为教育部“领航”校长，崔德丽40年如一日坚守乡村教育一线，成就了一批批学生和教师，获得“马云乡村教师奖”……“襄派教育家”为襄阳教育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不仅使“区域教育家”从概念变为现实，也推动了区域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教师报》曾以“打破成长天花板”为题予以推介和肯定。当大批长期坚守一线的优秀教师、班主任、校长在各自领域获得认可，教育家精神便有了鲜活生动的形象。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时代的强音，而精神的弘扬，需要一个个具体的教育人来承载。“见人”，就是要让一大批生动感人、扎根一线的教育家脱颖而出，成为看得见、学得了的榜样；“见事”，就是要关注这些教育家具体的创新探索、忠诚坚守和无私奉献；“见精神”，则是透过其人与事，彰显他们所体现的“教育家精神”特质。唯有三者紧密结合，教育家精神才能从抽象的概念落地为生动的实践，才能如春雨滋润教育的沃土。同时，广大教育家在躬身实践中不断创造的新经验、新方法和新机制，又反过来丰富、发展和升华教育家精神的内涵。这就是教育家精神与教育家“互润共进”的良好生态。

教育家须有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需要在教育家的教育实践中落地落实，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若教育工作者都不敢承认自己是教育家，哪怕是区域教育家、“乡土教育家”，教育家精神也就失去了载体、流于空洞；若缺乏大批教育家的躬身实践和持续创造，教育家精神也难于更加丰富、鲜活与完善。唯有见人见事精神，人人争当教育家，方能让教育家精神与教育家相互滋润、相互促进与共同升华，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人才强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系特级教师、湖北省孝感高级中学校长、襄阳市教育局原局长）

《中国教师报》2025年09月24日第5版

作者：程敬荣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